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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領袖的家風(匯編)

2017-5-11 15:34| 發布者: 網站編輯03| 查看: 23979| 評論: 1

摘要:    開國領袖的家風(匯編)   一、毛澤東同志的家風   毛澤東的家風,有一個醒目的標簽:嚴。教子嚴,律己嚴,持家嚴。毛澤東嚴格的家風,為人們稱頌,值得我們學習。   嚴以教子   毛澤東對子女品格修為 ...
  

開國領袖的家風(匯編)

  一、毛澤東同志的家風

  毛澤東的家風,有一個醒目的標簽:嚴。教子嚴,律己嚴,持家嚴。毛澤東嚴格的家風,為人們稱頌,值得我們學習。

  嚴以教子

  毛澤東對子女品格修為的要求非常高。他教育子女要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看待自己,用一個普通人的眼光對待他人。1946年1月,毛岸英從蘇聯回到延安。相別19年的父親讓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脫下洋裝,換上布衣,到陜北貧瘠的鄉村當農民,拜農民為師。一開始,毛岸英是和毛澤東住在一起的,但不久,毛澤東就讓毛岸英搬到中央機關去住。他還問毛岸英:“你吃什么灶?”毛岸英如實地回答:“中灶。”毛澤東一聽便生氣地責問毛岸英:“你有什么資格吃中灶?你應該跟戰士一起吃大灶。”毛澤東如此“苛刻”,就是要讓毛岸英“接地氣”,讓他明白自己就是一個普通人,不能搞特殊。

  李訥是毛澤東最小的女兒,毛澤東對她疼愛有加,但也一再告誡她,不要自以為是,不要搞特殊。上大學后,李訥努力過著工農子弟般的生活,住學校,吃食堂,每周六下課才回家。有一次,李訥離校晚,衛士李銀橋擔心一個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便瞞著毛澤東派車去接李訥。毛澤東得知此事后,狠狠地批評了李銀橋。李銀橋委屈地說:“就是怕不安全。”毛澤東嚴厲地說:“別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為什么不行?不許用車接,說過就要照辦,讓她們自己騎車子回來。”

  因為從小上干部學校,上了大學的李訥身上還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干部子女的傲氣。后來,當她在學習了《莊子·秋水篇》之后,認識到了自己有自高自大的毛病,應該從根本上改變對己對人的態度,要徹底和同學打成一片。于是,她寫信向毛澤東匯報了這一思想動態。毛澤東看后,深為女兒的進步高興。1963年14日,他給李訥回信予以鼓勵,這讓李訥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無論在政治思想,還是在作風品格方面,都產生了明顯的進步。

  行動最能體現一個人的修為和品格。因此,毛澤東教育子女:汝是黨之子,革命是汝風,要積極投身到革命事業當中。北平解放后,首批進入北平的隊伍中就有毛岸英。他和兩名掃雷專家帶領一個工兵排,承擔了排除重要設施、處所的地雷、炸藥等重任。這其實是一項危險系數非常高的工作,但毛澤東卻沒有阻止,因為他明白:作為主席的兒子,毛岸英必須要有為革命不怕犧牲的精神。

  也正因為此,當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決定后,在毛澤東的支持與鼓勵下,毛岸英立即就提出要參加志愿軍。當時,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曾勸說,毛岸英還是不要去朝鮮參戰了,因為毛澤東已經在革命戰爭年代失去了5位親人。但是,毛澤東卻斷然拒絕了這一建議。后來,毛岸英的犧牲,讓毛澤東萬分悲痛。當彭德懷就毛岸英犧牲的經過向毛澤東詳細作匯報時,毛澤東聽罷,沉默了一會,對彭德懷說:“革命總是要付出代價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戰士,為國際共產主義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他盡了一個共產黨員應盡的責任。”開懷家國事,不言身與家,就是毛澤東嚴以教子家風的精準概括。

  嚴以律己

  毛澤東嚴以律己,有著嚴格的做事原則。在原則面前,他是個明白人,沉淀出了鐵骨錚錚見清廉的家風。

  “人不以規矩則廢”。講規矩,守紀律,是毛澤東在親情面前的選擇。他曾經向要進京的親友捎過話:我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鄉親友要勤耕守法,好自為之。凡會見來北京的親友,他總要講他的三條交往原則:戀親,但不為親循私;念舊,但不為舊謀利;濟親,但不以公濟私。

  新中國成立前夕,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到北京工作。這一請求卻被毛澤東嚴詞拒絕了。毛澤東在寫給楊開智的回信中說:“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同時,毛澤東還給當時的長沙市軍管會副主任王首道寫了一封信:“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后來,楊開智也領悟了毛澤東“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的教誨,根據自己的專長,安心留在了湖南的農業部門工作,直到退休。

  湖南毛澤東遺物館陳列有一封毛澤東回絕外婆家15個人請求照顧的信件,這封請求入學、工作等照顧的書信轉交到毛澤東手里,他在信的頁眉批示了一行字:“許多人介紹工作,不能辦,人們會說話的。”簡單的一句“人們會說話的”飽含著毛澤東是“人民的主席”的深情,道出了毛澤東不為“少數親友謀利”的清廉作風。

  毛澤東常常批評教育身邊的人,不要因為身份原因,就自以為特殊。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外祖父老家一些姓文的親戚和朋友,紛紛到北京看望毛澤東。可有些人回到老家后,就以為和主席攀上了關系,在鄉親們面前牛氣哄哄,甚至以特殊身份自居,不服從管理。當毛澤東得知此事后,他非常重視,專門給當地政府寫了一封信:“文家任何人,都要同鄉里的眾人一樣,服從黨與政府的領導,勤耕守法,不應特殊。”

  清廉不是親情之殤,正是因為對家人深深的愛,毛澤東才沒有眷顧純粹的親情。毛澤東的親情,不是營私尋親、沾親帶故的狹隘小愛,而是一種守住公與私分隔線、吃透嚴與愛辯證法的大愛。他把對家人濃郁的愛化作了嚴格的要求,用行動告訴他們,奉公守法、遵規守紀是講親情義務的基本原則。

  嚴以持家

  毛澤東始終把自己看作是人民中普通的一員。在生活中,他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終其一生厲行節約,始終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在這方面,他對兒女的言傳身教,不僅發揚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還鑄就了新中國“第一家庭”勤儉節約的風氣。勤儉節約,是毛澤東嚴以持家家風的重要表現。

  毛澤東是個“戀舊”的人,他的生活用品總是能跟隨他很久,即使破舊不堪了,他也不允許工作人員隨便丟掉。毛澤東還經常囑咐工作人員,生活用品需要多少就買多少,不要多買,以免浪費。對于生活用品,他總是利用得“徹徹底底”,因此,毛澤東的生活賬中有很多類似修補熱水瓶、換鍋底、換皮涼鞋底、修理手表等的消費記錄。

  毛澤東對全家的生活開支控制得非常嚴格。當時江青的工資不高,家里有生病的毛岸青,還有正在讀書的李敏、李訥和侄子毛遠新,另外,江青的姐姐也同他們生活在一起,再加上平時有湖南老家來的親戚來北京看病,交通食宿、看病的費用,都由毛澤東負擔。這些開支經常讓毛澤東的生活管理員非常為難。后來,李銀橋就為毛澤東家制定了一份《首長薪金使用范圍、管理辦法及計劃》。毛澤東在看了這份計劃后,認為每天三元的伙食標準太高了。李銀橋解釋說:“這三塊錢中還包括招待客人的費用。”毛澤東聽后考慮了半天才同意了這份計劃。

  在具體的飲食安排上,毛澤東始終奉行簡單適合的原則。他很少按照保健醫生的安排吃所謂的營養餐。每日三餐,他吃得很普通。只有在生日的時候,毛澤東才會同意多加幾個菜,叫上家人和工作人員一起吃頓便飯。能和父親一起吃頓飯,算是毛澤東的兒女們享有的“特殊待遇”了。要知道,毛澤東家還有一條規矩,就是一般情況下不允許兒女們與他同桌共餐,兒女們平時都是去機關食堂就餐。當然,毛澤東的生日餐并不算是生日宴會。毛澤東非常反感祝壽送禮這樣的不良風氣,他常說:“慶賀生日不會使人長壽,因此,并無必要慶賀。”

  毛澤東深知:吾是無產者,勤儉是吾本。所以,他經常告誡子女,學習和事業要向上看,但生活要向下看。根據李敏的回憶,毛澤東經常要求子女們艱苦樸素。解放后,雖然生活好一些了,但毛澤東仍要求他們不要穿得太講究,要和老百姓一樣,穿得干干凈凈,整整齊齊就行。在這方面,毛澤東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做了一件睡衣,而這件普通的睡衣,他卻穿了20多年,線開了縫住就行,磨破了補上就好。這樣反反復復,不知道縫補了多少次,當工作人員實在看不下去勸他做件新睡衣時,他卻說:“我看還是應該節省點,不要做新的,破了再補嘛。”一補再補,這件睡衣上最終落下了73個補丁。這些補丁,體現了毛澤東的家風。

  二、周恩來同志的家風

  周恩來十分重視家風建設。他沒有親生孩子,但周家是一個大家庭,像普通家庭一樣,也有生老病死、就業上學等問題。怎樣對待這些問題,建設什么樣的家風,是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時時在考慮并著力解決的一個問題。他不但用自己的工資資助親友長輩,以減輕地方政府和社會的負擔,還主動擔負起教育引導周家年輕一代的責任,在大家庭內部建立起一種良好的家風。

  在江蘇淮安周恩來紀念館的展板上,醒目地寫著“周恩來的10條家規”,家規中要求:晚輩不能丟下工作專程進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過時才可以去看看;外地親屬進京看望他,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住宿費由他支付;一律到國務院機關食堂排隊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費,沒工作的由他代付;看戲以家屬身份購票入場,不得享用招待券;不許請客送禮;不許動用公車;凡個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勞,自我服務;生活要艱苦樸素;在任何場合都不能說出與他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這10條家規,是周家晚輩根據周恩來平時對他們的教育總結出來的。周恩來沒有寫在紙上,而是寫進了后輩們心中。

  從這10條家規可以品出,周恩來對親屬晚輩的要求十分嚴格,也十分具體、細致,細微中透著關懷。周爾均是周恩來的堂侄、國防大學原政治部主任。1953年,他在部隊被批準入黨,很興奮,立即把這個消息寫信報告給周恩來和鄧穎超。很快,鄧穎超代表周恩來寫了回信,在祝賀的同時,提出三個必須:“今后你必須加強黨性鍛煉,克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不斷地為著黨員的八條標準而努力,不要辜負了光榮的共產黨員的稱號,爭取如期轉為正式黨員;你必須注意密切地聯系群眾,關心群眾,向群眾學習,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你自知應不驕不餒,但必須從思想上、行動上不斷地實踐為要。”周爾均深有體會地說:伯伯對我們的要求“看似無情勝有情”;“他對我們晚輩的嚴是一種真正的愛,發自內心的愛”。

  周爾均的體會是十分準確的。周恩來雖然對親屬要求很嚴,但卻是一個充滿溫情、恪守孝道的革命者。他年輕時在海外求學,因曾經照料過自己的八叔父去世悲痛萬分。在戰爭年代,他把父親接到身邊養老送終。裝著父親遺像的皮夾,他始終貼身帶在身邊幾十年。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他想起早已去世的母親,含著眼淚對記者說:“35年了,我沒有回家,母親墓前想來已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著親恩未報。”

  細細品讀周恩來的10條家規,有兩點核心內容。

  一是決不允許家人享受任何特權,就連特權思想都不可以有。周恩來曾對晚輩們說過,不要因為我是總理你們就自認為自己有什么特殊,我是國家的總理,不是周家的總理。我們周家過去是一個封建大家庭,你們這一代要好好地改造思想,嚴格要求自己。周恩來要求親屬在外面不能講同他的關系,不能享受特權,要完全做一個普通人。周恩來不僅提出要求,并且嚴格監督,管得很細。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參加工作不久,組織上把她從基層農村小學調動到區委機關工作。周恩來知道后立即找周秉德談話,問她:“是不是因為人家知道我的身份而照顧你進城的?”周秉德回答說:“不是。是區委搞運動需要黨員,小學里的黨員很少,所以把我抽調上來。”周恩來聽后說:“哦,是這樣,那就沒有辦法了,我也不能干涉你們基層組織的工作呀!但你還是要多在基層工作鍛煉為好。”周秉德知道伯伯叮囑她的含義,一直嚴格按照伯伯的要求去做,做一個普通勞動者。

  20世紀60年代,為減少北京市人口,國務院曾出臺一個政策:夫妻雙方如一方在北京,另一方在外地,在北京工作的就要調往外地。當時,周秉德在朝陽區委工作,她丈夫沈仁驊在西安部隊工作。領導找周秉德談話做動員。周秉德說:不用動員了,四個月后,我休完產假就調往西安。周秉德調到西安后,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后來又隨丈夫去貴州山溝里工作了四年。周恩來對侄女的做法很滿意。要求后輩不搞特殊,到最基層、最艱苦、最邊遠的地方做一個普通勞動者。

  二是無論做什么事,包括對學業和工作的選擇,都不要先考慮自己,而要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這方面的事例很多。以周恩來的侄子周秉鈞和侄女周秉建為例,他們都曾經為參軍問題受到伯伯的關注。對周秉鈞,周恩來希望他穿上軍裝;對周秉建,周恩來則要求她脫下軍裝。這一穿一脫,體現著周恩來嚴格的家風。

  1961年夏,周秉鈞高中畢業準備考大學,同時還參加了空軍到學校選拔飛行員的體檢和考核。事后,周秉鈞向伯伯匯報了自己的情況。在談話中,周恩來問了一句話:“那大學就不考了吧?”周秉鈞說:“考還是要考一下。”周恩來又問:“既然決心參軍,為什么還要參加高考呢?”周恩來的意思實際上是讓他不要參加高考了。為什么呢?周恩來對周秉鈞說:“現在國家遇到自然災害,農村勞動力不足,政府研究決定,今年只在城市征兵,不到農村征兵,復員兵也全部返回農業生產第一線。這樣不但加強了農業生產勞動力,也減輕了農村對城市商品糧的負擔。”在周恩來的鼓勵下,周秉鈞根據國家需要參了軍,被空軍錄取為飛行員,飛了近20年戰斗機,在部隊工作了30年。周秉鈞后來才知道,在當年召開的恢復生產發展的會議上,周恩來講話希望干部們帶頭送子女參軍,以保證農村勞動力。他說:“不要以為我沒有兒子才這樣說,我有侄子,我還可以動員兩個。”被周恩來動員參軍的另一個城市青年是他長征時的警衛員龍飛虎的兒子。

  1968年夏,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赴內蒙古插隊落戶。兩年半以后,周秉建應征入伍。穿上軍裝的周秉建懷著高興的心情回北京過新年。回到家不久,她接到鄧穎超的電話,讓她當面去匯報情況。周秉建立刻敏感地想到,是不是兩位老人誤以為她是“后門兵”。她到西花廳時,周恩來正站在院門口等她。看見周秉建,周恩來很高興,迎上去拉起她的手,邊走邊說:“小六,你能不能脫下軍裝回到內蒙古去?”周秉建感到委屈,勉強地吐出一個字:“能。”在飯桌上,周恩來耐心地給她講道理:“你參軍雖然合乎手續,但是在內蒙古這么多人中挑上你,還不是看在我們的面子上?我們不能搞這個特殊,一點也不能搞。”事后,周恩來又派他的秘書專門到部隊了解周秉建是怎樣去當兵的,確認周秉建是按正常程序當的兵。經過周恩來的耐心工作,周秉建心情愉快地按照伯伯的要求去做。幾天后,北京軍區有車去內蒙古,周恩來再次在西花廳約見周秉建,說了很多鼓勵她的話。那天,天下著雪,氣溫很低,周秉建脫下還沒有穿熱的軍裝,揣著周恩來溫暖的囑托返回內蒙古。參與處理這件事的周恩來的秘書趙煒回憶說:“當時,我覺得周總理對自己的親戚太嚴格了。過了一段日子,我才體會到他這樣做的良苦用心。”那陣子,一些干部,包括周恩來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也在想方設法讓子女離開農村去當兵,這對穩定知識青年隊伍,對整個國家的大局都是不利的。趙煒說:“周總理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告誡大家。”

  對周恩來嚴格的家風,不僅他的晚輩們感觸頗多,鄧穎超體會更深。她曾經感慨地說:“當總理的夫人其實很難的。”周恩來和鄧穎超共同生活半個多世紀,相濡以沫一輩子,但從來沒有違反過組織原則。他們結婚后曾經協商,兩人可以在一個地方或一個機關工作,但不要在一個具體部門共事。幾十年間,他們都遵守了這個約定。新中國成立初期,許多人對周恩來說:根據鄧穎超的資歷和她對革命的貢獻,應該在政府里擔任一個部長職務。周恩來堅決不同意,說:“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在政府任職。”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多次在任職、調級等問題上盡量“壓低”她。對周恩來這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鄧穎超將其看作是一種嚴格的家風,體現的是黨的優良傳統。她毫無怨言地說:“恩來這樣做,我很理解。”

  家風建設是黨的建設的組成部分。周恩來建立的嚴格家風和具體家規,不僅當時對各級干部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對今天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三、劉少奇同志的家風

  劉少奇同志優良醇厚的家風一直為人稱頌。他不僅嚴以律己,還在生活、思想和社會實踐等方面,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子女,永葆共產黨人的本色。

  (一)“讓孩子嘗嘗吃不飽的滋味,有好處”

  劉少奇在生活上始終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一家十幾口人的生活開銷及接濟親戚等費用支出,全靠他和王光美每月的工資,經常捉襟見肘。由于花銷大,他平時很注意節省。一日三餐都很簡單,就是粗茶淡飯,有時熱熱剩菜剩飯就算一頓。劉少奇衣著也很樸素,在家里穿的普通布衣和布鞋,有的都洗褪了顏色,襯衣總是穿到無法再補了才肯換新的。有一次,他的一件襯衣破了一道很長的口子,警衛員勸他做件新的,他說:“不要緊,再縫一縫,還能穿些時候。”他的床單一用就是十幾年,一條圍巾用了整整16年。他的上海牌手表,總是壞了就修,一直堅持用到逝世。他每天就是一壺茶,沒茶味了,就再續上點茶葉。他對子女生活上要求極嚴,嚴禁孩子們生活奢侈。他總要求孩子“穿衣服不能脫離群眾,讓孩子嘗嘗吃不飽的滋味,有好處”。劉少奇的言傳身教,使子女們都養成了勤儉節約的良好生活習慣。

  (二)“不要以為你是國家主席的親戚就可以搞特殊,靠沾我的光,提高不了你的覺悟”

  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后,親戚紛紛要求解決工作、升學和生活困難等問題。為了糾正家人欲借他的權力謀私利的錯誤思想,1959年國慶節期間,劉少奇專門召開了一次家庭會議。在會上劉少奇說道:“現在解放了,在農村也好,當工人也好,生活都比過去好多了。當然馬上消滅城鄉差別現在還做不到。你們想請我這個國家主席幫忙,以改變自己目前的狀況,甚至改變自己的前途。說實話,我要是硬著頭皮給你們辦這些事,也不是辦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國家主席不假,但我首先是個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應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是為個人小家庭服務。我手中有點權也是真的,但這權是黨和人民給的,我只能用于維護黨和人民的利益。”隨后,劉少奇語重心長地說:“不要以為你是國家主席的親戚就可以搞特殊,靠沾我的光,提高不了你的覺悟。”“正因為你是國家主席的親戚,更應該嚴格要求自己,更應該艱苦樸素、謙虛謹慎,更應該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志氣。不要打著我的旗號到處吹牛。”劉少奇在家庭會議上的談話,觀點明確,態度堅決,使在場的每個人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大家表示贊成劉少奇的意見。從那以后,本家和親戚再也沒有找劉少奇走過后門。

  (三)“要肯于為大家的事情吃一點虧”

  劉少奇十分重視子女世界觀的改造,要求孩子們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在年輕人成長過程中,往往會遇到如何處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問題。對此,劉少奇告誡子女,個人利益、暫時利益是要照顧的,但在同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有矛盾時,就要把暫時的、個人的利益犧牲一些,有時就要吃點虧,這就叫有遠見,有理想。

  為了幫助子女確立無產階級價值觀,劉少奇經常要求子女,“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要首先考慮集體的利益,把集體利益擺在前面,把個人愿望、個人利益擺在服從的地位;當個人愿望和個人利益同集體利益發生矛盾時,應該肯于為了集體的利益而犧牲個人的利益”。他在1955年5月寫給兒子劉允若的信中就指出:“不要怕自己吃了一點虧,不要去占別人的便宜”,“要肯于為大家的事情吃一點虧”。

  19601月,在一次家庭聚會上,當著親屬和子女的面劉少奇再次指出,人活一輩子總要對社會有所貢獻,要貢獻多一些才好。在我們社會里,只要有貢獻,大家都會看到。占小便宜,吃大虧,這是合乎馬列主義、無產階級世界觀的。

  (四)對子女一定要“嚴格要求”

  劉少奇從來不把孩子看成自己的“私有財產”,而把他們看作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他對孩子一向嚴格要求,從不用自己的權力為他們謀私利。1951年春天,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的女兒劉愛琴,預備黨員期滿,準備轉正。無論是她自己還是周圍的一些同學,都以為會順利通過,按期轉正。但是當黨支部就她轉正問題征求劉少奇的意見時,他認為女兒對中國的事情還不大懂,向支部的同志明確表示要“嚴格要求”。支部大會經過熱烈而認真的討論,按照黨章規定的標準反復衡量,對劉愛琴進行了批評和幫助,最后通過決議,取消了她的預備黨員資格。學校黨委批準了支部決定,并通報校內各基層支部。這件事,體現了黨內的正常民主生活,表現了共產黨人大公無私、心地純潔的優良作風。通過這件事,劉愛琴的思想有了巨大震動,她認真檢查了思想上的毛病,積極改正自己的行為,學習和生活各方面都有了較大進步。

  1958年國家機關精簡機構、下放干部時,劉愛琴主動響應國家號召,自愿到內蒙古接受鍛煉。劉愛琴下放之后,牢記父親的教導,嚴格按照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經過扎實的鍛煉,在思想政治水平、工作能力、生活表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較大成績,終于成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正是劉少奇不為子女謀私利,別人才能不為他的子女徇私情。他本人不把自己視為特殊黨員,別人才能把他的子女當成普通一員來看待。

  (五)“小孩子不能什么事情都靠大人,要讓她自己闖闖,才能得到鍛煉”

  劉少奇對自己的孩子從不嬌慣,而是讓他們在社會上得到歷練,經歷大風大浪的洗禮,努力在實踐中鍛煉成才。劉允若在莫斯科航空學院留學期間,因與同學關系不睦,想要轉系甚至調換學校。他連續給劉少奇寫了幾封信,希望得到父親的幫助和支持。針對兒子的思想問題,劉少奇即刻寫了回信,對他進行批評教育,并對兒子提出殷切希望。劉少奇通過耐心的勸誡,指導兒子正確對待批評和正確處理人際關系,使劉允若糾正了錯誤思想,樹立起立志成才、為國爭光的堅定信念。

  為了鍛煉孩子的獨立生活能力,劉少奇把三個孩子送到學校寄宿。在我國經濟困難時期,糧食緊張,食品短缺,學校的伙食比較差,細糧少,粗糧多,還要搭配吃些白薯,有時還吃不飽。看到孩子們的臉色越來越不好,同志們都很心疼,有的同志便對王光美說,本來孩子們的身體就不好,再時常吃不飽,這怎么行?還是把他們接回家住吧。但是,劉少奇和王光美都不同意接回孩子。

  1965年夏天,王光美正在河北省新城縣高城蹲點。有一天,劉少奇寫了封信,讓女兒劉平平給她媽媽送去。劉少奇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們不要給她買車票,不要送她上車站,也不要通知光美同志或縣委去車站接她,讓她自己買票,自己上車。”聽劉少奇這么一交代,大家知道劉少奇是有意讓孩子出去闖一闖,見見世面。可是,當時劉平平還是個孩子,從來沒出過遠門。頭一次就讓她一個人出去,大家心里都有些不放心。對于這些顧慮,劉少奇說:“小孩子不能什么事情都靠大人,要讓她自己闖闖,才能得到鍛煉。總靠大人幫助,她倒是舒服省心,可是得不到鍛煉,將來還是不會做事情。”當劉平平順利把那封信交到王光美手中時,自豪感一下涌上了她的心頭。從此,劉平平做事更加自信了。

  劉少奇同志廉潔自律,以良好的家風嚴格要求子女的言行,為廣大黨員干部作出了表率,樹立了學習榜樣。

  四、鄧小平同志的家風

  中國古代就有修身齊家方能治國平天下的至理。在現實家庭生活中,鄧小平是一個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好爺爺,努力樹立和營造良好的家風。

  (一)尊老愛幼,相親相愛

  鄧小平晚年生活在一個四世同堂、兒孫繞膝、其樂融融的大家庭中。在這個大家庭里,年齡最長的是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夏伯根僅比鄧小平大五歲,是重慶一個貧苦船工的女兒。1950年,重慶剛解放,鄧小平就把夏伯根和自己的兩個妹妹從老家廣安接到重慶,1952年又一同到了北京,此后一直生活在一起,相互照顧。夏伯根在家中操持家務,孩子們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同她交流。卓琳與夏伯根的婆媳關系也非常融洽。夏伯根每年腌制的四川泡菜和豆腐乳等,是鄧家餐桌上的必備品。在江西勞動期間,夏伯根和他們相依為命,一起度過了那段艱苦的歲月。全家人對夏伯根都很尊重,鄧小平夫婦和兒女也隨孫輩們一道稱她為“老祖”。鄧小平去世后,家人繼續悉心地照料夏伯根,老人活到101歲高齡。鄧小平還有一個小舅舅叫淡以興,一直在廣安老家務農,解放后鄧小平雖然沒有答應接他出來的要求,但很關心他的生活,每月都要從工資中寄錢給他,直到他終老。

  在記述鄧小平訪問美國的電影紀錄片《旋風九日》中,有一幕他在美國肯尼迪中心觀看表演后上臺親吻不同膚色兒童的動人場面,解說詞說:“無論走到哪里,他從不掩飾對孩子的喜愛。”是的,鄧小平愛孩子,在國內視察和出國訪問是這樣,在家中也是這樣。鄧小平和卓琳有5個子女,除了戰爭年代寄養在老百姓家中和解放后住校學習外,都是隨父母生活長大。此外,還經常有親屬和戰友的孩子住在家中。從在江西勞動時起,鄧小平家中陸續有了4個孫輩,像接力一樣,每個孩子出生不久就被送到鄧小平夫婦身邊,由他們親自“照料”。家屬和工作人員曾回憶說,無論在什么情況下,壓力多大、工作多忙,只要一看到孩子,老人臉上就露出笑容,總是那樣慈祥。在《鄧小平》畫冊中有一幅他與孫子孫女坐在家門口臺階上的合影,每個人都是那樣地自在開心,鄧小平儼然是孩子們中的一員。

  (二)夫妻恩愛,相濡以沫

  鄧小平一生深情地愛著自己的祖國和人民,也深情地愛著自己的家庭和妻子。1939年8月,卓琳與鄧小平舉行婚禮后即隨丈夫奔赴太行前線。從相識到相愛,從相行到相知,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恩愛的家庭把他們緊緊連在一起。“2009年感動中國十大人物”組委會授予卓琳的頒獎詞這樣說:“彩云之南的才女、黃土高原上的瓊英,攜小平手五十八載,硝煙里轉戰南北,風雨里起落同隨,對她愛的人不離不棄,讓愛情變成了信念。她的愛向一個民族的崛起,注入了女性的堅定、溫暖與攙扶。”

  在鄧小平家中,卓琳可謂是一位典型的賢內助。在戰爭年代和解放初期,卓琳做過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鄧小平到北京后,她專心做機要秘書工作,不圖名不為利,盡職盡責。在近60年的共同生活中,他們始終相互尊重理解,相互體貼照顧,同甘苦共患難。鄧小平也很體貼妻子,在江西的時候,卓琳身體不好,血壓高,有時候上樓梯感到頭暈,就對鄧小平說:“老兄,扶我一把吧,我上不動了。”鄧小平就伸手扶著她慢慢上樓梯。有一次鄧小平在工廠勞動時因低血糖暈倒了,這可把卓琳急壞了,趕緊找工人師傅借來白糖沖水給鄧小平喝下才緩過來。夫妻倆就這樣相依為命,相濡以沫,攜手度過了人生的低谷。鄧小平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以后,在領導改革開放、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卓琳站在他的背后,默默地營造著和諧溫馨的家庭生活。卓琳和兒孫們有一個共同心愿,就是精心照顧鄧小平,實現他“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的愿望。雖然鄧小平沒有等到香港回歸的那一天,但夫人卓琳代表他參加了莊嚴的歷史一刻。

  (三)衣著簡單,生活儉樸

  在四川廣安鄧小平故居陳列館中,陳列著鄧小平生前穿過的部分衣物,中山裝、軍便服、白襯衫、圓口布鞋、視察南方時穿的布夾克等,還有用了幾十年的手表、皮帶。睹物思人,這些衣物是那樣的眼熟,又是那樣的簡樸。他經常穿的那條的確良軍褲,上面煙頭燒的小洞依稀可見。鄧小平在衣著上非常講整潔,但也非常簡單樸素。很多衣服領子、袖口都補過。據身邊工作人員回憶,一次在杭州視察,服務員在洗衣服的時候還問:“這是你的衣服還是首長的衣服?”當得知是鄧小平的衣服,服務員看了好一會兒后說:“我要不是親眼看到,絕不會相信!”

  鄧小平生活一向儉樸,表現在飲食上就是有什么吃什么,從不挑食,從不吃滋補品。川菜是他一生的愛好,但也僅限于宮保雞丁、麻辣豆腐之類。鄧小平吃飯簡單,多數時間是看著孩子們吃。20世紀60年代初,工作人員擔心鄧小平和大家一起吃營養不夠,提出讓他單獨吃,他不肯。有時給鄧小平單獨炒一個菜,他卻分給孩子們,自己一口也不吃。改革開放后生活好了起來,鄧小平家伙食也改善了,一般情況下都是“四菜一湯”,但晚上總有一個固定的大燴菜,就是把中午所有剩的菜都燴在一起。

  生活儉樸的鄧小平一生沒有什么積蓄。晚年他和卓琳先后兩次以“老共產黨員”的名義向“希望工程”捐款。他的著作《鄧小平文選》等出版后,從來也沒有領取過稿費。當得知《鄧小平文選》有一筆稿費還存放在出版社后,他鄭重其事地把家人都召集在一起開會。他說,雖然錢不多,但是我得捐出去。咱們來研究研究,這點兒錢能干什么,捐到什么地方去。最后鄧小平確定把錢捐給科技和教育事業。

  (四)不為做官,只為做事

  19777月17日,在決定恢復鄧小平領導職務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表示:“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鄧小平這段感人肺腑之言,是他真情的表白,也是在家中對家人的要求。

  鄧小平既是一位偉人,同時,也是一位凡人。最難能可貴的是他有一顆普通人的平常心。他始終把自己作為人民的兒子。在晚年,他希望自己能像普通人一樣到處走一走,看一看,希望能有更多的時間在家享受爺孫同飲的天倫之樂。他喜歡孩子,但不慣縱孩子,希望他們能夠學到做事的本領。1992年218日,鄧小平來到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上海第一百貨商店文具柜臺,借錢買了四包鉛筆和四塊橡皮,送給孫子們。他對孩子們說,鉛筆是讓你們好好學習的,橡皮是讓你們明白,錯了就要改。他還對孫輩們說:“你們要學點本事為國家作貢獻。大本事沒有,小本事、中本事總要靠自己去鍛煉。”

  (五)輕松自然,和諧溫馨

  鄧小平一生喜歡大海,喜歡大自然。他喜歡在大海中游泳,說那里游泳自由度大,有股氣勢。他曾和周恩來有過約定,死后要把骨灰撒入大海。鄧小平對生死向來達觀,曾經對家人說:“我哪天去,哪天走,不關緊要。自然規律違背不得,你們要想透這個問題。”鄧小平病重和去世后,家人致信中央,再次轉達他本人捐獻角膜、解剖遺體和骨灰撒入大海的遺愿,并最終實現了遺愿,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主義情懷。

  1997年元旦,中央電視臺播放大型電視文獻片《鄧小平》。病榻上的鄧小平看到了電視里一幕幕熟悉的畫面,當工作人員告訴他這是反映他的電視片時,老人臉上露出了羞澀的表情。他是一個謙遜的人,從不在家中談論自己的貢獻和地位;他是一個隨和的人,從不在家中為一些瑣事生氣發火;他是一個平易近人的人,不喜歡搞特殊。他出外考察,要求盡量不要擾民,不封路、不封山、不閉園,見了群眾有時還會主動攀談。在家中,他也是普通一員,而不是嚴肅的家長。家人和工作人員都不會因為他言語不多而感到不敢接近,小孫子敢于在他不備的時候撓他腳心。在家中,他關心每一個人,包括工作人員。據鄧小平身邊幾位護士回憶,她們從護校畢業后來到這里,一天天成長,談戀愛、結婚、生孩子,鄧小平夫婦把她們當自己家里人,生了孩子要送衣服,還都要抱到老人家身邊看看。在這樣一個大家庭里,大家都感到很開心,很幸福。

  五、陳云同志的家風

  領導干部的家風不是個人小事,直接影響到黨風和社會風氣的好壞,關系黨的形象。陳云融洽和諧、嚴守規矩、勤儉節約、酷愛學習的嚴正家風堪稱楷模,值得我們所有黨員領導干部學習。

  (一)融洽和諧的家風

  陳云的家庭融洽和諧,他很喜歡那種換尿片子、晾衣服的家庭氣氛。和于若木剛結婚時,他就說:“我是個老實人,你也是個老實人,老實人跟老實人在一起能夠合得來。”于若木寫給在英國的大哥的信中說,她對自己的婚姻非常滿意,陳云是一個正直的人,非常和藹善良,從來不發脾氣。

  陳云對于若木的確很關心。“文革”中,于若木因看不慣江青的所作所為,用真名真姓貼了兩張揭發批判江青的大字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要開除黨籍,隔離審查。陳云不避風險,親自給毛澤東寫信說情,最后總算保住了于若木的黨籍。

  1973年春節,陳云讓子女想辦法把他們的媽媽接回家過春節,并親自向有關領導提出這一要求。他臨終前囑咐子女們要做的事,就是照顧好他們的母親于若木。

  陳云去世后,于若木深情地撰文說,在我和陳云同志一起生活的50多年中,陳云同志總是循循善誘,不斷提高我的思想和覺悟水平,逐漸彌補我們之間因年齡、職務、生活經歷的不同而造成的差距……我欣賞他的智慧和工作的果斷,更敬重他那像水晶一般透明的黨性和人格。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的家庭生活自然是融洽和諧的。

  陳云對子女既嚴格要求,也特別慈愛,經常和他們說說笑話,關心一些生活上的瑣事。他從不束縛每個子女的個性發展,也不刻意讓他們按照什么標準去生活,而是給他們創造一個寬松的成長環境,教導他們做一個正派的人、心態平和的人和普通人。

  陳云把身邊工作人員當成家里人,在年輕人眼中,生活中的陳云是一位慈祥、隨和的老爺爺。他和新來的人見面時第一句話常是:“歡迎你加入到我們的大家庭里。”然后多半是講“要多學習,特別要學好哲學,不僅對工作和生活有益,而且可以終身受用”一類的話。他和年輕人在一起非常融洽,給他們起綽號、講故事、猜謎語、逗著玩。

  這種和諧的家風源于他熱心助人的美德。新中國成立初期,陳云用工資接濟了許多人,有商務印書館的老朋友、老同事,有青浦鄉下的姑姑、舅母,還有遠親舊鄰。這樣,他們家的生活拮據了,孩子上不起學費較貴的育英小學,只能上附近的普通學校北長街小學。

  在病情惡化、生命垂危的最后日子里,陳云仍惦念著一位警衛員的家庭困難,告訴于若木要解決好。陳云逝世后,于若木從陳云的稿費中拿出2萬元慰問了這位警衛員的妻子。

  (二)嚴守規矩的家風

  陳云束身自重,對自己要求很嚴,從不把手中的權力用在為自己或家人謀好處上。他常說,權力是人民給的,必須要用于人民,要為人民謀福利。在家里,哪些事能講,哪些事不能講,分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

  20世紀60年代初,國家經濟困難,在市場上銷售一些高級點心、高級糖果和其他高價商品來回籠貨幣。有一年夏天,于若木買了一床稱心的高價毛巾被,非常高興。可是,第二天,報紙就登出消息說我國經濟已恢復到一定水平,可以取消高價商品了,從即日起所有高價商品都降為平價。為此,于若木有點抱怨陳云:“怎么不提前說一聲。”陳云嚴肅地答道:“我是主管經濟的,這是國家的經濟機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隨便講?我要帶頭遵守黨的紀律。”

  陳云對家人要求嚴格。上海剛解放時,他給家鄉一位老戰友的孩子回信,就要求他們安分守己,“千萬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鄉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軌違法行為”。

  陳云的次女陳偉華被分配到北京郊區懷柔縣辛營公社當鄉村小學教師。一次,女兒因想家沒向學校請假就冒雨回來。陳云嚴厲地批評了她,讓她立即回去,并教育她要安心在農村教書育人。

  他常告誡家人和身邊工作人員:“無論你到哪里工作,都要記住一條,就是公家的錢一分都不能動。國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要查的。記住這一條,你就不會犯錯誤。”

  不搞特殊化,以普通的勞動者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是陳云家風的一大特色。

  陳云給家人訂下“三不準”:不準搭乘他的車、不準接觸他看的文件、子女不準隨便進出他的辦公室。他特別交代,孩子上下學不許搞接送,不許搞特殊化,要讓他們從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樣學習和生活。這種嚴格要求自己的家教深入每個家庭成員的心中,連他的小孫子也常說:“我家里有規定,不能用公車,不能坐爺爺的車。”

  陳云在公園里散步時,最喜歡人家不知道他是誰,在群眾中輕松自如地走來走去,看看群眾安居樂業的樣子。有一年,他在杭州書場聽評彈,和群眾一塊往書場里擁,一個老太太把他的鞋都給踩掉了。

  在這種家風熏陶下,他的外孫女上小學時周圍同學都不知道她的家庭情況。1984年6月,《中國少年報》刊登了陳云和外孫女在一起練毛筆字的照片,這才引起學校師生的注意。班主任老師很感慨地對陳云的外孫女說:“從你身上我看到了樸實,看到了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好傳統。”

  陳云常以這樣的家教告誡自己的子女:“做人要正直、正派,無論到哪里,都要遵守當地的規矩和紀律;答應別人的事,一定要說到做到,如果情況有變化,要如實告訴人家。這些事看起來很細小,卻要這樣做。你們若是在外面表現不好,那就是我的問題了。”

  (三)勤儉節約的家風

  陳云的飲食非常簡單,每頓都是粗茶淡飯。陳云的要求是:只要夠吃就行,不能浪費。每次吃完飯,碗內不留一粒米,盤底的剩湯也要喝掉。他從不請客,不參加宴會,不吃奢侈的美味。他說:“魚翅海參是山珍海味,太貴了,吃不起呀!以前是地主吃的。”

  20世紀90年代的一個除夕夜,上海市委一位負責同志給陳云拜年。陳云正在吃飯,桌上放著兩盤菜(一盤豆腐,一盤炒荷蘭豆),吃得津津有味。見此情景,這位地方負責同志不禁感慨:“這就是我們國家領導人的年夜飯啊!”

  陳云生活很簡樸,不追求個人享受。他的生活用品非常簡單,盥洗室水池是漏斗式的,下面放個桶,洗頭時低著頭,用一大瓷缸水從上面澆下去,就算噴頭了。他用的鉛筆實在握不住了才換掉,便條紙都是用臺歷的背面,聽評彈的錄音機修了又修,穿的衣服補了又補,一件毛褲足足穿了34年,一把刮胡刀整整用了60年。他經常提醒家人要節約每一度電每一滴水。他喝水時能喝多少倒多少,從不隨意把水倒掉。他因眼疾需用消毒棉球擦淚水,他要求把用過的衛生棉球保存起來,消毒以后改作他用。

  陳云簡樸的生活作風源于他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常說:“一件商品到了消費者的手里時,看似很容易。可誰想過,它經過了多少道工序?它用了多少資源和能源?它又讓勞動者付出了多少心血?如果我們大家都能處處節約一點,這也是支援了國家建設……浪費和貪污一樣都是犯罪。”

  他還常對家人說:“以前人們好講我國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其實我們的‘地’并不大,‘物’也不博,只是我國的人口比別的國家多就是了。我國的資源就這么多,大家都要節省一點用,我們都要當‘孝子’。我們這些現代人要‘孝順’我們的兒子、孫子——子子孫孫的后代,我們不能吃光、用光,讓子孫們‘逃亡’。”

  (四)酷愛學習的家風

  陳云酷愛學習的家風在他和于若木結婚時就已顯端倪。他們的定情之物,就是于若木在給陳云做看護工作時常在窯洞門口讀的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一書,他倆在這本見證了他們愛情的書上各自簽上自己的名字,把它珍藏起來。

  陳云很重視子女的學習問題。他是孩子們最好的老師,孩子們從他那里學到了正確的思想方法。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下放到江西。在兩年多的時間里除了定期參加工廠勞動外,主要是讀書。他的幾個孩子都去看過他,他跟他們談得最多的是讀書,讓他們讀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還教他們學習方法。有一次,他帶著小女兒學《毛澤東選集》,一邊讀,一邊講。講著講著就從沙發上站起來,扭起秧歌。他說:“你看扭秧歌是往前走兩步,往后退一步,學習的過程也要進進退退,退退進進,只有這樣,才能把學習搞扎實,如果進得太快,就不能真正地學懂。”

  陳云組織家庭學習小組,就是希望形成一種學習風氣,希望他們能夠培養出自學的能力,有正確的思維方法,能夠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提高工作能力。他傳授的學習方法之一就是要多聽反面意見。他說,毛主席在延安時,提出問題以后經常聽取反面意見,聽不到很著急,有時自己批駁自己。他說,只有經常用反對意見來批駁,才能錘煉出有真知灼見的眼光。

  他很關心身邊工作人員的學習,尤其是學習哲學,常以出題考試、答對有獎、允許查書請教的方式來督促他們學習。他常說,學好哲學對工作、生活都是很有用的。看問題要一分為二,辯證地看,好的方面壞的方面都要考慮進去,這樣才會少犯錯誤。工作人員很尊重陳云提出的意見,他們組織起來,制訂學習計劃,交流學習心得,營造了一種積極健康的生活氛圍。

  六、習仲勛同志的家風

  說到習仲勛同志的家風,就不由得想起《人民的忠實勤務員——習仲勛》這篇文章。這是1950年《群眾日報》《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的介紹習仲勛革命經歷和優秀品質的文章,今天讀來仍然給我們很多教育和啟迪。習仲勛的愛國心、報國志、赤子情都與人民群眾的休養生息、愁苦安樂息息相關,在他的人生軌跡中清晰折射出中華優秀文化的熏陶和良好家風的傳承。

  (一)故園不泯清風頌

  出生于陜西省富平縣農民家庭的習仲勛,13歲在家鄉立誠學校讀書時就開始接受先進思想,參加進步學生團體。1926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投身于共產主義偉大事業。1928年春參加陜西省立第三師范愛國學生運動,遭國民黨地方當局關押于三原、西安等地,在獄中他堅持斗爭并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0年,習仲勛離開故鄉,進入楊虎城部從事兵運工作。習仲勛在回憶小時候接受的教育時常常從父親為自己取名說起。他說:“父親信奉‘嚴是愛,寵是害’的教子格言。給我取的相近小名,冠以習姓時就成了習相近。恰好與《三字經》中‘性相近、習相遠’詞義相反。結果上學時,不少同學都說我怎么叫了這么個名字?這是因為我在兄弟排行中為長,即取了相近,我的堂弟仲輝排行為二,卻取名相遠,胞弟取名相良。也許父親當時還有更深的寓意。”

  1996年,習仲勛的妹妹習冬英談到父親對子女教育時曾說,那時家里孩子多,父親和藹的面容中透射出幾分嚴厲,總是教育我們要尊老愛幼,不要打架,不要罵人。孩子們常常吵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父親一聲咳嗽,家里頓時就靜了下來。他雖然沒上過學,終生為農。但他經歷較廣,知書達理。他期望子女們以農為本,耕織傳家,做勤勞正直的人。因而對孩子們管教很嚴,我們都怕他。哥哥、弟弟剛五六歲時,他就帶他們到田間去做一些拔草、鋤地之類的簡單農活,并給我買了一架紡車,讓我跟著媽媽學紡線織布。

  生活于一個勤勞和諧家庭中的習仲勛,耳濡目染父母的言談舉止,效仿先輩為人處事的風范,受益匪淺。勞動人民忠厚、友善、勤勞、忍讓、負重的優良品德,深深影響了兒時的習仲勛。若干年以后,習仲勛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時,常常深情地談起父母給自己留下的印象:“我的父親是個心地非常善良的農民,他總是對我們說,‘如果有了學問,就做一名教書先生,用自己的本事傳書授道,受人敬重。要不就種莊稼,做個本分的農民’”“我的母親勤勞賢慧,對婆婆特別孝敬。婆婆患病時,她把精心做的蓮子湯送到床前,而自己卻省吃儉用”。

  在延安時代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已擔任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常常在家庭飯桌上高聲吟誦“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圍坐在桌前的孩子們也稚氣地和起來:“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籽。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優良的祖訓家風,數十年的身體力行,如涓涓流水,細雨春風,培桃育李,代代傳承。

  (二)胸有家國品自高

  習仲勛對子女的教育是慈愛而嚴格的,他特別注意從小事抓起,培養孩子勤勞勇敢、艱苦樸素的品德,不允許有任何的優越和特殊。孩子的衣服和鞋襪,都是依次“接力”,大孩子穿舊了打上補丁讓小的再穿。

  習仲勛的長子從中國科技大學自動控制專業畢業后,被分配到陜西省戶縣一個國防科研單位工作了13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解放軍后勤學院恢復,急需從軍內外選調一批專業技術人員,他就因所學專業對口被選中,并迅速辦妥了調動手續。但就在即將啟程赴京報到時,卻沒有了消息。原來習仲勛知道了此事,親自出面“擋駕”。他未和兒子商量便給后勤學院領導做工作,讓撤回了調令。他認為干部子弟不能特殊,應當帶頭在艱苦地方工作。習仲勛還讓陜西省委主要領導幫助做說服的工作:后勤學院需要科技人才,陜西同樣需要科技人才,而在陜西會更好地發揮專長,不能讓人說習仲勛剛恢復工作,兒子就調到了北京,這樣會影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

  習仲勛的二女兒畢業于外交學院,熟悉法文,1983年,剛剛籌建的光大公司有意接收習仲勛女兒到光大工作。習仲勛聞知后,便當面謝絕了王光英先生的好意,說:“還是不要調她去好。你這個光大公司眾目睽睽,別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后來他將此事告訴了女兒,女兒委屈地說:我是外文干部,到光大可以發揮自己的特長,為祖國的改革開放做點事情,有什么不好。習仲勛嚴肅地說: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發揮。但你是習仲勛的女兒,就要“夾著尾巴做人”。

  (三)百年伴侶“兩地書”

  習仲勛的夫人齊心,是抗日戰爭初期在太行烽火中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國共產黨、而后奔赴延安的八路軍女戰士。1943年春,習仲勛出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齊心也同一批青年奉命來到綏德師范學習,并擔任秋三四班黨支部書記。由此,他們相識相愛,結為百年伴侶,攜手走過了58個春秋。但是他們的婚姻生活,無論是戰爭歲月,還是和平時期,都突顯出“革命”這一時代的印記。

  19444月28日,僅幾位軍地領導一起聚餐的“婚禮”散去之后,習仲勛便對新婚燕爾的妻子說了一段“革命情話”:從此往后,我們就休戚相關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入個人生活的小圈子。艱難歲月,革命斗爭是第一位的,彼此之間不可能也不允許有過多的關照。你應當一如既往地到基層去,到斗爭第一線去。習仲勛還深情回顧了自己在開辟陜甘邊蘇區時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的情景和體會,鼓勵齊心說:如果能做好一個鄉的工作,就能做好一個區的工作,要做好群眾工作,首先要向群眾學習。

  兩個月后,齊心便到綏德縣沙灘平區第一鄉當鄉文書,后來又任中共義合區委副書記、延安市北關區委副書記,參加了老區土改、生產救災等重要工作,直到全國解放調西北局機關農村政策研究室后,還參加了長安縣“三反五反”試點工作。婚后8年多,他們分多聚少,又心心相印,鴻雁傳書。習仲勛總是寫信鼓勵妻子:“農村是一個大學校,是學而不盡的知識寶庫,用之不盡的力量源泉。安心基層,竭誠為群眾服務。”齊心的一位好友看了這些來信,驚訝地說:這哪里像夫妻的通信,完全是革命的兩地書呀!

  習仲勛擔任國務院領導后,齊心先在馬列學院學習,后留中央黨校工作,因為離家較遠,與家人團聚只能是周末和節假日有限的時間,自然就談不上參加重要公務活動了。一次,周總理不解地問習仲勛:怎么老不見齊心同志呢?后來,周總理決定,齊心以副總理夫人身份參加外事活動。但這樣的機會僅有一次,即:蒙古總統澤登巴爾夫婦訪華,按照國際禮節齊心陪同習仲勛參加了接待活動。

  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劉志丹》小說遭康生誣陷,蒙冤16年。其間,齊心受株連被“審查”,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七載有余。夫妻倆又天各一方,苦度時日。1978年,習仲勛冤案昭雪,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后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曾多次率團出國訪問。按規定,夫人是可以陪同的,但習仲勛仍囑咐妻子謹守自己工作崗位,使得她仍未踏出國門一步。用齊心的話說,最遠只去過深圳沙頭角。2004年春,齊心才應友人之邀去過一次香港,還是沒有走出國門。

  這就是胸有家國、品自高潔的習仲勛,這就是習仲勛真實誠摯、代代傳承的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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